央企合并、总部外迁，新时代的号角

近些年来，国企尤其是中央国企（央企），整合（包括合并与重组）速度明显加快，并伴随着众多央企总部迁出北京。这有点走回头路的感觉，因为一二十年前，也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进行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国企拆分，美其名曰“反垄断”。现在又将众多已拆分的国企合并回去，比如2015年南车北车重新合并为中车，这会不会造成市场垄断，威胁经济正常运行？须知这两年，反垄断已经成为潮流；尤其是互联网领域的垄断，更是人人喊打。详情见 新闻点评114：互联网巨头惹众怒 

央企合并重组加速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先分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进行的国企拆分，真的是为了反垄断吗，或者说反的真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个市场垄断吗？其实并不完全是，甚至可以说占比很小。如果反的真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个市场垄断，那为什么早不反（1978年改革开放），晚不反（这两年互联网反垄断），偏僻选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要知道，对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普遍不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将会被强大的跨国企业碾压，沦为经济殖民地。在这个节点大规模拆分国企，是否会造成中国企业竞争力下滑，面对外资企业的竞争时更加没有还手之力？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将与强大的外资跨国企业同台竞争，“与狼共舞”。此前，虽然1978年改革开放，但仍然保留了较高的关税，来保护国内的“幼稚工业”。现在，关税大减，国门洞开，跨国企业蜂拥进入，它们在资金、技术、品牌、人才和产业链方面都拥有强大的优势；相对应的，中国在这些领域都存在比较严重的短板，亟需补课。

先补哪里呢？答案是产业链。后发工业国都是先从“代工”干起，然后逐步实现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在这个过程中，国产技术、品牌、人才和资金也会随之培养起来，是存在先后顺序的。详情见 去工业化——美元霸权的诅咒 当时，中国工业体系还存在众多技术短板和产业空白，这使得中国还不能生产以及还不能很好的生产很多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仰赖进口，既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负担，也阻碍了国产替代的步伐。

因此，中国需要投入天量资源，力争在短时间内攻关这些技术短板和产业空白。由哪些企业负责攻关？毫无疑问是国企，尤其是央企。这些领域的门槛高、投资大、利润低、回本慢，甚至是赔钱赚吆喝，不要说私企了，就是国企也未必愿意干。于是问题来了，国企会不会阳奉阴违，接了项目拿了钱，却迟迟不开工，反而将国家给的财政补贴和政策优惠用在其它赚钱的领域；或是夸大其词，尽可能强调难度和风险，从而问国家多要钱；亦或是兼而有之？这几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无论哪种可能，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并拖延中国的发展。这种背景下，国企就需要“竞争”了，你不干我干，你多要钱我少要钱，各国企竞相杀价，不就省钱了吗？这也是央企总部基本都在北京的重要原因，北京是首都，天子脚下，国家就近直接监督央企，以防它们拿钱不干活或多拿钱少干活。

央企总部外迁加速

但是，有一利也必有一弊。国企拆分，同质化竞争，会产生极大的资源浪费；央企总部集中于北京，会降低资源的分配利用效率，并造成北京的臃肿（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比如，中远海运作为一家远洋航运企业，总部却位于连海港都没有的内陆城市北京，这显然会影响中远海运的竞争力，故而中远海运总部搬迁到中国最大海港城市上海。因此，众多央企迁出北京才是正常的，全扎堆在北京反而不正常。现在，中国工业体系的技术短板和产业空白，主要集中在半导体芯片、精密仪器仪表等少数几个领域，需要回过头来解决国企竞争力偏弱、利润率偏低、财政负担偏大等问题了。

在提高企业竞争力（利润率）方面，大致有两条路线，分别是“做加法”和“做减法”，或者叫取长补短和扬长避短。前者的典型代表是韩国的三星电子，一家企业几乎包揽了智能手机的所有零部件的生产和所有环节的把控。后者的典型代表是日本的上万家小企业，一个企业就干某一个细分领域。前者的逻辑是“合并同类项（去除重复项）”。比如，CPU（中央处理器）、显卡（图形处理器）、内存条和固态硬盘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半导体芯片，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重叠”，扎堆在一起设计生产制造就能去掉这些重叠部分，减少开支，降低成本。后者的逻辑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比如，你擅长种地，我精于放羊，如果你我都同时种地放羊，将一部分资源投入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会造成这部分资源的低效率利用，从而降低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做加法和做减法，或者说取长补短和扬长避短，谁更适合当下以及未来的世界？就目前来看，应该是前者。做加法的韩国和做减法的日本，差距越来越小，韩国半导体更是碾压日本半导体，是一个例子。趋向于做加法的中国（汇聚全球制造业）和趋向于做减法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差距也是越来越小，同样也能作为参考。当然，上述现象都是众多因素共同促成的。

现代商品和现代社会的特点是越来越复杂和精密。就拿智能手机来说，手掌大小的机器设备，却要容纳通话、视频、网络、钱包、游戏、照相和定位等无数个功能。要在巴掌大的空间放入数百个精密零部件，就需要进行广泛的横向交流。空间极其狭小，还要保证功能正常和强大，那么每个零部件的大小、厚薄、形状和位置，就需要几百个零部件厂商进行无数次交流和磨合，才能最终确定下来，不能出现任何一点瑕疵。

著名的“邓巴数字理论”认为，一个人拥有的稳定社交人数的上限是150人，因而又名《150法则》。假设一个零部件厂商派出一个人为代表，与其它厂商交流，几百个厂商就是几百个人，交流起来显然非常困难。现实中，一个厂商又岂止派一个人，往往是派出一个代表团，几人乃至十几人。要是几千人扎堆在一起交流，仅仅自我介绍就需要很长时间，遑论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和职业了。因此，需要减少零部件厂商的数量，来降低大规模横向交流的难度。那就需要零部件厂商之间进行大范围合并与重组，进而降低零部件厂商的数量。所以，这些年来，中国网络上对日本数万家小企业的评价，也是越来越低，从日本崛起的第一功臣，快要变成日本衰落的罪魁祸首了。

再比如，交通出行，物流运输。假设从A地运输一批货物到B地，最短的路线是公路转铁路，铁路转河运，河运转海运。但是，一辆卡车一次运输一个集装箱，铁路班列一次运几十个，内河货轮一次运几百个，远洋货轮一次运几千个。也就是，铁路班列需要凑齐几十辆卡车的货物，才能起运，铁转水和水转海也是同样道理，这就会造成大量时间浪费在火车站和港口。反过来也是一样，大量货物不能及时发出，挤占车站和港口空间，同样影响运输效率。因此，大家尽量选择直达路线，退而求其次也是中转次数少的路线。就像坐公交车，也是尽量选择直达路线，不愿意浪费时间在车站转车。但是直达路线往往不是最短路线，这意味着物流成本的提高和物流时间的浪费。

中国物流集团成立

现在，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地区之间的客流量货流量都大增，就可以一改从前的交通物流模式了。比如大城市的地铁，因为车次频繁，转车时间短，大家也乐意转车走最短路线了。货运也是同样的道理，走直线的公铁水海空多模复杂联运的性价比越来越高；可是如此复杂的联运就需要统一协调，所以中国物流集团挂牌成立了。

综而言之，随着商品和社会的复杂化和精密化，社会分工的细化，对大规模横向交流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受到《150法则》的制约，又必须减少参与横向交流的企业数量，推动着企业间的大范围合并与重组。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企业越来越“累”了。同样的，现代社会的人，也是越来越“累”，心累而非身累，要打交道的人，要处理解决的事情，太多太杂了。